大历史背景下的人狗关系

黎明

近年来，因宠物狗伤人事件时有发生，城里一些不养狗的民众颇为担心，多地政府已打算修改地方的养犬管理规定，有地方人大代表则老调重弹，提出低保户和无赔偿能力的人不能养狗之类建议。不错，有狗害并非狗的错，错在养狗的人，理智的管理办法，应该对养狗者的行为做出约束，而不该对狗采取限制与处罚措施。

在此，我说一点不曾被大家注意到的东西，比如“人狗关系”，比如政治与社会动荡怎样影响狗的命运。

不难发现，有些国家的狗狗与国内的狗狗相比，生存状态颇不一致，前者多是人与狗之间亲密、和谐相处，后者相比前者，人狗关系不和谐的情形更多。一些国人教育出来的土狗，防人之心似乎融入其遗传基因，而外来狗种多傻乎乎地对人类不设防。其实，在国内很多地方，怕狗、讨厌狗、对他人宠物容忍度很低的人特别多。如此情况，颇与中国作为家化狗培育起源地之一的历史地位不相称，与中国传统的“人狗情”文化也不相称。

历史延伸中的“人狗关系”，在近代可谓遭逢“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”。上世纪30年代末至今，以中华田园犬为主体的中国土著狗，和国人一样遭遇了不少灾难，遭灾遇难的时期也高度吻合，人与狗的命运，连在了一起。

近80年间，中国土著狗至少遭遇三次大劫难。第一次是1939年冬季，在抗战中开展的打狗运动，一句空前的口号“狗是汉奸”家喻户晓。《吕正操回忆录》载：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整个冀中区的狗就基本上被消灭了。偶尔也能在田野里看到一两只，但它好像是受到了严重的教训一样，再也不叫一声，尾巴始终夹在两条后腿中间，老老实实的了。”打狗有便于游击队夜间活动、改善伙食、获取优质被服等好处，“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”。

第二次是在“大跃进”运动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不少地区将狗打死熬汤，然后往高产田里浇，随后数年里发生的事情又对狗族形成灭顶之灾，残余之狗离人而去，奇迹般地保存了中华田园犬这个品种。

第三次狗劫难在“文革”中。花钱购置的大批警犬本已配置到县公安局，不知怎么的，用（外国）狗破案被指为“不相信群众”和崇洋媚外，警犬突然成了“反动路线”一边的家伙。判决一下，集合全体警犬架起机枪一通猛扫，狗族的“体制内精英”无一幸存。

民谚有“撑不死的鸡，饿不死的狗”，在田野放养或非赤贫城市条件下是这样，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，生命力极强的中华田园犬也没法存活。计划经济时期，粮食统购统销，几十年间给狗族沉重打击。“非农业人口”吃东西凭票定量，人都不够，没有剩饭给狗吃。那些年里，人狗关系空前疏远，城中狗类成为稀罕之物，历史上最懂狗的中华民族，其精英人群数十年间几乎不接触狗，“不通狗性”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不仅如此，家犬和工作犬长期被妖魔化。“地主家的狗”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的狗，文学、电影作品中出现的狗形象，基本都是穷凶极恶的“反动派”，而“宠物”的概念属于敌对阵营……这种一段时期内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的“狗文化”，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构成。

我相信，即便在对食物的嗅觉这方面，人和狗也存在某种相通的特性。在那个年代，城里居民在节日、年关煮肉，能让众多邻居感受强烈气味。如果是在农村，谁家一炝锅，全村人立马就知道。物质生活匮乏，价值判断倒越发敏捷高效，谁家伙食如何以及是否正常的问题，一闻便知。而如今，左邻右舍烹制山珍海味，我也往往察觉不到了。

中国人受益于“人类朋友”的典型事例，也值得一提。2007年2月，美国出现第一例宠物饲料导致死亡的病例，三聚氰胺的问题从此被正式揭出。2007年6月，中国农业部公布了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测定方法。而在美国宠物死亡事件之前，三聚氰胺是否可以加入食物和饲料，科学界对此还没有过专门论证。三鹿集团所申报的“母乳化奶粉蛋白质保持技术”曾获得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这项技术实际就是靠添加三聚氰胺来提高蛋白质的含量和稳定性。就这样，数十只死亡宠物和上千只患病宠物，成为人类抗拒三聚氰胺毒食的前驱。

说到这里为止可以了。狗永远不能把握宏观视角下的人狗关系，而我们能。在修改“治狗规定”过程中，讲法治，讲人与人之间的责任的同时，还要讲人对狗的责任，思考人狗关系上的文明进步方向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还应提高对“一贯忠诚的朋友”的宽容度。你怕狗、厌狗的情绪有来头、有学问，而现在，你已经有所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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